对小说文体的持续关注几乎贯穿了王干的文学批评活动。1988年他在《小说文体实验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对小说的文体实验进行了描述并展开深入思考。1999年他发表《边缘与暧昧：诗性的剩余与溢涨》，概括性地提出当时跨文体的两个特点，即文体的模糊和文体实验的边缘性，认为“跨文体的行动，是作家对写作自由的渴望和热爱，也是作家另一些潜能的释放”。

　　以上两篇文章在论及文体意识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王蒙的几部作品。王蒙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体实验家之一，王干在对王蒙的研读中特别关注到语言在王蒙小说文体实验中的特点。他的新著《论王蒙》（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收录了《修辞之上——论王蒙小说的语言创新》，其中大胆地提出：“小说要‘不死’，最重要的是小说必须有不断开拓形式的精神。”同时又系统地论述了王蒙的语言对文体的开拓作用，“语言是观念、语言是思维，语言的新意到达的地方，思维和观念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旧有观念就会产生动摇，原本的等级规定的语言界限被打破，文体的藩篱被逾越……”这不仅对应了王蒙主张的小说创新理念，也是王干对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生发出的关于小说文体观念的回应。

　　“意象美学”是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在《论王蒙》中，王干指出王蒙小说除了塑造实实在在的人物外，还有一些意象化的人物。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王蒙指出《红楼梦》通过运用“横云断岭”的意象结构，取代传统严格的时间叙事。他发现王蒙也喜欢运用意象结构，王蒙“并不是特别善于讲故事和编排情节的作家”，作为不会讲故事“缺陷”的弥补，王蒙的小说擅长在作品中表达情绪、渲染情感，由此形成气质鲜明的意象化结构。他认为王蒙小说的底色是诗性。这一发现同样是基于文体指认的结果，“在王蒙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李商隐’化身为他笔下五彩缤纷的意象激流，冲破小说的藩篱，自由地逍遥”。这是其他研究者在王蒙的小说中不曾发现的特质，可见王干的文体“感觉”依然充沛。

　　从文体的角度而言，《论王蒙》既有对《小说文体实验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狭义小说文体意识的扩充式回应，也有对《边缘与暧昧：诗性的剩余与溢涨》一文中关于“暧昧”与“边缘”的补充式研究，二者的巧妙结合成为《论王蒙》的亮点，也成为王干批评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兴趣点。王干在书中多处提到王蒙的小说是跨文体的小说，是以诗性为底色，自我解构、自我悖反的小说，而王干本人对王蒙的研究何尝不是跨文体的结果？

　　王干的评论善于进入文本内部，对作品外在的形态很少直接评价，更多是从读者的视角出发，表达感性的阅读经验。他经常在评论中动用自己的作家身份，动用自身的生命经验。作家视角的“潜入”，让他注意到王蒙在叙事上的创新之处，从中感受到王蒙在思维上的自我突围。当时一些文学评论家对王蒙的文体实验持观望或者否定态度，这种“潜入”的姿态让王干获得小说的内部视角。《论王蒙》努力朝着更有学理和更规范的学术方向走，但王干并没有丢弃批评精神，作为文体实验的亲历者，他在文学批评写作中更积极地回应文体的“模糊”与“边缘”。

　　文本内容的开拓，也是语言和文体的开拓。王干常常将其他学科或者其他门类的名词进行化用，比如论述王蒙小说的时间观念时引入“量子时间”，论述王蒙语言创新时引入“宇宙流”。前者是物理名词，后者是围棋中的一种战略。名词的跨学科嫁接，撑开了文学评论的内涵，体现了王干在写作上的开拓性。

　　评论语言的散文化也是王干跨文体实践之一。来自里下河的王干，语言拥有水一样柔软的质地。他在评论中大量通过散文式语言，让文学评论不仅有犀利的观点，更在语言的表达上拥有水的柔软。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注重理论的迁移，而“迁移”本身只能发生在现成的文学之上，或者说，这种“迁移”只发生在被认可、被经典化的文本之中，面对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这种“迁移”有时候是失效的。王干的文章同样有大量理论的挪用，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他已不是生硬的概念移植和借用，而是将这些理论化为己有，变成“水”的一部分，自然而生动，产生了新的效应和价值。

　　《论王蒙》除了语言上拥有水的质地之外，还能让我们感受到王干在作家研究中的一种特有的“温度”。这不属于理论和学理的范畴，而是来自多年来对作家的跟踪式研究，来自重视文本、重视作家的热忱带来的批评深度，更来自王干对文体研究的持续性关注。文学研究中的概念化生产，综合性的提炼与概括表面上是找到作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看见”作家的个性。只有深入作家的文本，让文本在评论者的热情呵护下散发出温度，作家不同凡响的个性才能被看见，作家的思想才有显现的可能。因此，如何“看见”王蒙，《论王蒙》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普云凤 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