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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年清明时。

　　正值仲春，春风贻荡，草木滋荣。脚下簌簌，却是旧叶辞枝，落了一地。清明时节，人们去拜山扫墓。

　　重祭祀、修祖坟，是众多客家姓氏家训中重要的两条，说明客家人对这个节日的重视。祭坟，可让子孙知其所来，“人无祖宗，身从何来，况且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何况人乎？慎终追远，祖坟当祭也。”（紫金钟氏家训“祖坟当祭”条）

学生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 邓宇权 摄

　　客家家训“重祭祀、修坟墓”

　　孔夫子儿时玩游戏，都是祭祀之礼。《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客家人认为，“祭祀，礼之大经也。人之祭祖先者，徒以酒体香帛，奉行故事，无济也。盖祭以报本，古人制礼，始为饮食者祭之，始为官室衣服者祭之，示不忘所自也。”（龙川巫氏家训“谨祭祀”条）客家人不仅在清明祭墓，“凡为子孙者，岁遇清明、端午、重阳、冬至、新春佳节，当供岁祀，尽其慎终追远之礼，以奉先祖。”

　　不少客家姓氏奉行春秋二祭。如河源邬氏家训“扫墓”条云：“为子孙者，要孝思亲，怀念祖先，凡遇清明、八月、重阳节，要供岁事，必须尽其慎终追远之礼，奉行春秋二祭之坟，如有倾坏，必须修整，不可置于度外，不然人无祖宗，你身何生乎。”

　　蓝口围李氏家规云：“每春秋二祭，不拘长幼，俱诣行礼，礼毕始退。”祭祀时很有讲究，首先得正心诚意，主持祭祀仪式的族中长者，亦应是品行端正之人。“所以以主祭祀，统族人必须正心修己，表率闾闱，凡一切辱先之事，皆当戒嗔。”

　　祭祀亦非唯祭墓一途，尚有祠堂之祭。吕氏族约其三曰“展祭祀”，“有祠堂之祭，有丘墓之祭”，祭祀之前要做好各种准备，“凡祭器牲宰，祝帛属品，必躬亲省视，毋或忽略。致评散爵之筇，骛精意行之，毋或废怠。”

　　一家祭之丘墓，一族祭之祠堂，祠堂祭祀，物帛酒水，耗费甚多，经费从何而来？旧时有相应的田产蒸尝，可资利用。“田产乃开基传世之本，先人血食之需也”，河源、龙川、永安、连平、和平等县乡村居民，多世代聚族而居，且设有蒸尝，每年收入甚丰，作为祭祀之用。

　　“倘无尝业，祭扫无由，则其祖之葬所，其人之何传，莫不茫然，甚至坟塋失考，被人占去，其他更无论矣。”（龙川巫氏家训）因此，公产收入颇厚的家族，除春秋祭祖先外，其余如开办学校作育人才，或助贫苦子侄远方求学，以及遭逢荒年，酌量赈济。如此种种善举，助族人有所成，帮族人脱所困，确实有很大的用处，所以各姓家训，都有相关条规，要求“春秋祭祀尽物尽诚，祖茔祖庙尽力经营”（练氏家训）。对许多氏族来说，“须如何爱护之，方不失为贤肖之裔。”各氏告诫族人，“勿以私害公，致起纷争；勿以尊欺卑，把持独揽。务使一本至公，永作存殁之善举。”如果有族人只顾一已之私，攘夺祖产蒸尝，族中房长族正要对之严惩不贷。紫金郑氏家训第九条“禁强横侵葬”，对侵占祖尝的不良之事及其惩罚措施作了具体的说明：“敢扛棺迫葬及盗卖祖山勾引侵葬者，合族恳官押迁，其子孙不得入祠。即盗砍山林有伤风水，亦集祠重责。且本族支派颇繁，各有应祭坟墓，倘或逞其强横敢行侵逼被葬者，投名族长、族正到山秉公处理，分别远近押迁，后仍加重责。其或持刁不恤、忤被葬者，先诉公庭，族长、族正具呈禀复，所有费用俱在祖尝支出，以惩强横。”

　　有的氏族明令“子孙不许拆卖”，就算子孙贫困得要沿路乞讨，也是子孙不能自立，并非祖宗之过。就算将祖尝田产典卖，不争气的子孙还是不争气，总有花完的时候，哪里能花费一生。“如有违者，通族即闻即谏止”，卖了的要赎回来，以“不孝”的罪名不许参与家族祭祀。（蓝口围李氏家规）

　　然而这样严厉的族规，遇到国难当头，各姓连祖产蒸尝都愿意捐出。1937年9月，“七七事变”之后，战事方殷，河源县一些乡民，鉴于国难严重，国若亡了，家亦必遭受严重损害，即倡议发起由各族捐蒸尝款救国。（《香港工商日报》1937年9月27日）

永安（今紫金）城外远处，光秃秃的山上都是坟墓。摄于1904—1920年期间。（资料图片）

　　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义冢

　　旧时河源各地，还有一些人死后无法入土为安，或因故曝骨荒野的。

　　清代初期的一天，进士邝奕垣踱往东埔茶亭（今市区茶山公园一带）几个寺庙附近，见积尸垒垒，骨殖暴露，望之伤心惨目。这种惨状令河源人看不下去了，一些人捐了足够的钱，募收枯骨，入土为安。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紫金人林建略提议设公墓义冢。林建略认为，当时的紫金县境，民众贫多富少，贫民遭丧，困不能葬。若有公墓，则不须筹措买山之资。再者，紫金城圩附近墓地无多，可葬之坟，多在僻远之处，落葬旷事费时，若有公墓，则不必多方寻觅墓地。另一方面，县城中富厚之家师经营坟冢，多占多建，地务其广、封极其茔，滥费金钱、竞向奢侈，若有公墓，则布置悉有规定，为示俭之道。

　　林建略还提出建设义冢。民国初、中期，到处建筑公路，公路两旁，每见白骨垒垒，无人掩埋，残骸委地。路旁还常有骨缸，没有用砖土掩埋，马牛路踏，骨殖尤其容易暴露，望之惨然。因此，林建略提出尽早建设公墓及义冢，公墓分收费区与免费区两种，并将县境内暴露之骸骨，及以缸存贮者一律详为调查，其有家属、愿葬公墓者则葬公墓，绝嗣无子者，则葬义冢。

　　惑于风水之说  清代流行“起骸”陋习

　　客家地区一些乡间，现在仍有“二次葬”习俗。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刘芳介绍，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已经开始有“二次葬”习俗。到了龙山时期，黄河流域的“二次葬”已不多见。战国时期的《列子》及《隋书》等史籍，有记载古代荆楚地区的一些二次捡骨葬习俗。从古至今，流行“二次葬”的区域十分辽阔，从中原到边疆，涵括了北方和南方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包括中亚、东亚中部（西伯利亚）及东南部沿海（中国南方、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太平洋诸岛屿、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南美洲（墨西哥、危地马拉）、非洲中部和东部等国家和地区。

　　关于“二次葬”的来历，《广东民俗大典》记载，这和客家人长期颠沛流离的迁居生活有关。客家人为生活所迫，不停迁居，最害怕的是不能对先人继续供奉礼拜，所以在迁居时，会把先人骨骸起出，随身带走，到新的安居处安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二次葬”的习俗。

　　对于客家人“二次葬”的做法，《客家古邑民俗》一书介绍，大多数客家人都很讲究祖先的坟地，厚葬表现为“背祖骨”和“二次葬”。在离乱迁徙中，客家人背上祖先遗骨，以免受异族蹂躏，一旦在安居处找到风水宝地，就将骸骨擦拭干净，置于“金罂”（一种陶缸），重新安葬。此习俗沿袭下来，即使不再迁徙，也会在下葬先人的3年到10年间，重启坟墓，打开棺材，擦拭干净骸骨，贮于“金罂”内，金罂盖内写上死者世系、姓名，再择良辰吉日进行“二次葬”。有条件者，葬入新坟；无条件者，寄放在安全的山间岩洞，或在山坎上挖一小龛寄放。

　　客家人一直传承着这个千年的古老葬俗。据明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风俗篇》记载：早在明代“二次葬”在惠州府属各县就很盛行，“长乐、和平溺于不忍弃亲于土之说，有停柩期年、三年而后葬者，或葬不数年，惑于风水，启土易棺，火化而改葬者”。

　　这个习俗曾遭有识之士抨击。《惠州府志·杂识》说，“此（即“二次葬”）诚伤风薄俗，惨不可言，所望仁人孝子之挽其颓也”。《嘉应州志·礼俗》用了不少笔墨指出客家人的“二次葬”：“俗之愚陋，莫此为甚”、“愚民易惑犯大不孝之罪”。

　　但到了清代，此风再度盛行。有人为了找个好风水地，有几十年都不让先人下葬的。有的葬了数年，打开来，洗骨，再贮以瓦罐。有的几百年前的远祖，还被后代洗骨。为了这“二次葬”，有的废时失业，有的拼了家产打官司，还有的甚至闹出人命，“俗之愚陋，莫此为甚。”（王之正编《嘉应州志》）

　　清嘉庆年间成书的《永安县三志》载，当时就有丧亲之家，长时间停柩不葬，有的甚至三年后才下葬。下葬时“惑于风水”挑选地方，然后耗费巨资建豪华坟墓，“炫人观美”。葬后数年，子孙有生病或家里发生不好的事，就说葬地不利于家，在清明或八月初一挖开坟墓，剖其棺，烧其柩，析其骸，只要骨头不要肉，若有连接的朽肉，以竹刀剔出投到火中烧掉。然后将捡出的骨头放到瓦瓶里，称之为“金罂”，另择风水之地葬之。若家又有故，再挖出来，另找地方埋葬。在找地方时可能又过了不少时日，荒郊野草蔓延，金罂可能就找不到了。有的虽然家里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但惑于风水先生的话，数次迁葬，甚是劳民伤财。起骸的陋习，虽然屡加禁止，但积习已久，很难改变。

　　民国曾掀起过一阵“殡葬新风”

　　这种停棺不葬、“二次葬”陋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至今仍零星不绝。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6日，河源县当局发出布告，要求改良“停棺不葬”陋俗。他们发现，各区乡仍有经年累月停柩待葬者，不特故违功令，亦妨碍卫生，因此重申禁令，严加取缔。当局要求所有停厝棺具，无论在家在外，自布告之日起，限两月内，各该停棺亲属，务须及时择地迁葬；其无主者，由所属区乡公所代为雇人掩埋。如逾期不葬，则以故意妨碍公共卫生处罚。（《香港工商日报》）

　　河源城及附近城乡先人安葬之所，在南门外大岭背一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估计坟墓有1万多座，密密麻麻，几无隙地。有司打算将这块地方征收来做造林植苗场所，有先人葬在这里的百姓不同意。后来不知此事如何，但两年后有司打算建设公共坟场，择定附城东校场一带为场址，并规划地段四围莳花种树、在场前建牌楼一座，中书以“河源县立公共坟场”等字。（《香港工商日报》）

　　民国年间，河源县尚行土葬时，有贫家乏资买棺，有群善社施棺。

　　近年来，火葬普遍推行，这种陋习已大为减少，在死者尸体焚化后，保留部分骨灰并择日选地，采用筑坟树碑、放进壁穴或抛入大海等方式处置，称墓葬、树葬、壁葬、海葬等。（来源：河源日报 记者：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