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之日，东源县上莞镇新轮村香火龙、火炬龙，骆湖镇江坑村布灯龙现身东源县文化馆，吸引了近万市民到场观看。在古时的河源，重视农业的人们在二月二不仅有祭祀之礼，还要进行族事、村事之公议。二月二过后，年节结束，就开始了春耕诸事。

1958年，龙川四甲造的插秧机在县农具改革推广评比展览会上表演。（翻拍自《百年沧桑·影像记忆 河源老照片》）

　　二月二，过春社

　　到了春社日，年就过完了。年节的结束，常以二月二为界。明朝时，宫廷各门的彩装于此日撤除。清代时兴起的新年期间不能剃头的禁忌也开禁了。

　　据载，春社是最为古老的汉族传统民俗节日之一，在商、西周时期是男女幽会的节日，后来则主要用于祭祀土地神。春社的时间一般为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约在春分前后，但在汉族民间也有二月初二、二月初八、二月十二、二月十五之说。自宋代起，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社日。然此后又有官社、民社之分。民社下为二月二日，俗称“土地公公生日”。官社日期不变，其祭祀为国家祀典，在社稷坛举行。

　　“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礼月令·命民社》）”土地之神又称社神，社神奉祀处所称社坛，社址多设在村中附近的山边下、野墩上，多以自然村或一姓氏聚居处为点，以便集中祭奉。客家地区又称社公为土地伯公。

　　土地伯公坛有多种形制。台湾高雄县内门乡金竹小学校长张二文在《客家人最亲近的神祇：土地伯公》一文中列举了五种：社树、原石、伯公坛；露天式石碑伯公坛，在公坛上又另搭盖遮雨棚；庙祠内供奉石碑；庙祠内供奉伯公像，旧石碑置放于供桌或伯公像下；庙祠人供奉伯公像（载《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期，2012年，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春社这天，乡中农民齐集社坛，杀猪祭拜社公（土地公），目的是：春天耕作开始，希望社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社神是土地神，管理这块土地，凡居住在这一个地方的人，无论是哪一种行业，社公都是要过问的。

　　有个与春社节日有关的故事广为人知：

　　一个农夫因天旱，缺水耕田，因此携着祭品到社坛拜祭，请求社公降雨耕田；一个种烟叶的烟农携着祭品来求晴天出太阳，以便晒好烟叶；一个船夫也来祈求吹大风，以便挂帆有风；一个种植梨子的果农，祈求不要吹大风，恐怕吹落了他园中的梨子。四个人同时来祈求，社公都领受了他们的祭品，但是在四个人中，有两种矛盾对立的愿望，这非常考验社公的办事能力。社公果然有着大智慧，他想到了四全其美的办法：“日出东边好晒烟，夜间下雨好耕田，大风勿经梨园过，吹出江边好撑船。”

　　因此，这样可爱可亲的土地公公很是让人喜爱和尊敬。在二月二这天的祭祀典礼上，流程大致是这样的：“由村或族中德高望重者主持，向各户集钱集粮，统一在社址办餐。祭奉时，三牲礼品供在神坛，烧香点烛。主持人喊礼，代众祈福，众人礼拜，爆竹齐鸣。之后用餐，餐后由主持人或村长召集，众人商讨决定村中的公益事业，如道路、河堤、桥梁、山塘水利的修整，或解决人事纠纷问题。”（简锦环《金山铁水》）

　　在民国时期的和平县，人们很重视春社日的祭祀，农家轮流出钱买猪祀社，合拜聚饮，以祈丰年。

　　和平县林寨镇旧时有俗谚：“二月二，点火烧利是，男人做生意，妇女担牛屎。”二月初二这天，旧时林寨陈氏家家户户都要买些猪肉、豆腐之类的菜肴，美美吃上一餐，“吃了年登本（米糕），旧事倒了转。”

　　消失的耕耤礼  太守春深劝农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国语》）

　　对民众来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儋石不储，饥寒交至”——不劳作不得食，不得食就会饥寒交迫。所以在以农业为根本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将耕种看得极重。

　　在久远的上古，“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最高统治者是要亲自到田里耕种的。

　　生产大发展后，自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地方官员就有“劝农”的职责，勉励人们依据季节，重视及时耕作，不然，“气节易过，和泽难久。宴安自逸，岁暮奚冀？”（陶渊明《劝农》）

　　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从京城到县城，无不建有先农坛或先农庙，官方也规定了祭祀先农——五谷主的时间。

　　那么先农是谁呢？一般认为，先农就是神农氏，是他教会了人们食用和种植五谷。但不管是不是神农氏，都是对国人有莫大恩德的“教民始耕者”。

　　自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皇帝每年于仲春亥日行耕耤礼。各直省自雍正五年（1727年）始立农坛耤田，每年仲春亥日亦行耕耤礼。河源当然也积极响应北京的号召，建有先农庙，年年有耕耤礼。

　　同治版《河源县志》的“双城一气图”中，就画有三进的先农庙，在今源城鳄湖东岸。据载，先农庙内有三间正房、三间配房。中正房供先农神位，红牌金字；东正房、配房贮祭品与农具；西正房贮耤田米谷，西配房给看守农民居住，庙前置有耕耤田四亩九分，为官府所有，借民力耕作，用于祭祀。

　　河源先农庙的耕耤田祭在每年的仲春亥日（每隔12天就有一个亥日）巳时举行。

　　耕耤田祭颇为庄重，大小官员官帽朝服，承祭官（一般由当地最高级别的官员充任），率领众官恭恭敬敬地将先农神位供奉于祭坛香案上，然后在礼生、执事等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各就各位，齐唱赞，行二跪六叩礼，献祭品。

　　祭品有白帛一块，羊一只、猪一头，糕点、果脯、谷豆等若干，接着宣读祝文，众官皆跪在地上。祝文毕，众人还要依照规定行多次礼，叩多次头，边唱赞边将祝文、白帛焚烧，最后将先农神位送回庙里原处。

　　祭礼完成，就要到田里举行另一项礼仪项目了：

　　行耕耤仪：各大小官员更衣着便装到县里的耤田，一官捧青箱，一官播种，其他各官俱用右手扶犁，左手执鞭，行九推礼。用具有：红色的农具，黑色的耕牛，青色的两只耕种箱。

　　与此同时，一个农夫在犁田，6名农家儿童伴唱耕耤歌，同治《河源县志》上记载了近20首，和全国其他地方都差不多，其中有歌曰：

　　肃肃青坛翠幕张，东风万里在春阳。海疆共惬深耕愿，早进先农一炷香。

　　悠扬鼓吹出东方，父老懽呼拥道旁。乍见青絃躬耒耜，预占绿野富仓箱。

　　青原小坠肃分行，粤秀山前草木芳。翻起一犁香土软，田歌转入水云乡。

　　待农夫终亩耕毕，官员回官厅更衣穿回朝服，向北行三跪九叩礼，至此，祭祀结束。

　　这一年一祭的先农坛耕耤田，花多少钱呢？银五两四钱二分。《红楼梦》里，刘姥姥说过，20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五两多的话，大概够刘姥姥家花一个季度。

　　据闻，除了先农庙，河源中山公园里曾有一座大约建于宋代中叶的五谷神祠，大约在清末就坍毁了。1929年至1930年间，在原址上建起了中山纪念堂，1964处拆建，建成今河源市图书馆（旧馆）。2017年，旧馆已拆除。

　　二月，木棉、橘柚俱华，农功毕作

　　旧时河源有农谚云：

　　春正月，李桃花盛，二麦黄。种姜、剪韭，田功既兴。

　　二月，雷发声，虹霓见。木棉、橘柚俱华，农功毕作。

　　三月，梅子熟，蛙鼓吹。

　　地处山区的河源，包括今五县二区，皆“合邑重农，以耕为务”。（《和平县志》）

　　“和民以务农为主，春分种豆，清明布谷，稻田工作，由耕而耘而施肥，至大暑收获，是为早造”。（《和平县志》）因此，和平有“清明谷雨两相连，耙田插秧莫迟延”“三月三，种竹枝枝生”的谚语。

　　河源人很勤劳，尚农重谷，耕田的农民一年种两造水稻，而冬春之交多种二麦，几无间隙。

　　但在清乾隆年之前，河源人种田，还没有怎么种早晚二造。乾隆七年至十一年（1742—1746年）任河源知县的陈张翼，重农劝农，种早晚二造的大麦小麦。

　　陈张翼曾撰写了《广东农谱》六卷，是广东农业罕见的珍贵史料。

　　河源地广田多，陈张翼身体力行地教农民种田：“为有司者，先知重农；而治河源，尤须知生产。”

　　乾隆《河源县志》记载：“河源产谷……早晚二造，民情勤力，无或失时。其初，种麦者少，乾隆七年，知县陈张翼履任，劝民多种二麦……兼以三年以来，二麦丰收，至乾隆十年尤盛，人情踊跃，虽云两造，实则三收。”“两造三收”，指春、夏两造水稻，冬天农闲时种麦。“此诚富民之源，必不可怠”。

　　“为早造之计，先于惊蛰后渍种播于秧田，至春分前后十日，得水，栽插其中。种有迟早，早者五月收成，迟者六月尽收。”这期间需要120天。

　　陈张翼所说“渍种”， 是一种古法，贾思勰《齐民要术》里便说到，“净淘种子,渍经三宿”。

　　陈张翼又说，那些山坑水寒的田，要用石灰暖之，每年只能收一造。直到现代，人们还会对稻谷进行交换冼，用石灰浸种消毒的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播种育秧技术也在不断改革，播种前对种子进行晒种、风洗，盐水或黄泥水选种，成秧率大大提高。

　　种晚造的话，五六月就养秧，早稻收完后，在立秋前后10天，等有水用了，就赶紧插秧，收成早，霜降前后就可以收割了，晚的话，农历十月也可以全收好了。从养秧到成熟，大约要130天。

　　陈张翼修编的乾隆《河源县志》专有一节《农功》，对河源当年的农业有着较详细的叙述。

　　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其中就有一条是让大家“重农桑以足衣食”的，当年河源县、连平州等地，都每月给民众讲解两回。康熙二十六年任龙川知县的潘好让，自己作了《劝民歌》十章，其中一章就让大家要“务本业”，“女不织来男不耕，衣难求丰食必缺，一生蹉跎误年华，到得贫穷计愈拙”。

　　民国时农民可低息贷款

　　“劝农”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民国，县长们依旧十分重视农业。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济棠治粤，发布了三年施政计划，农村经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源也和全省一起，在农业上得到了很大发展。

　　《源城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的陈济棠主粤时期河源情况中说到，佃户和小土地者，有困难的，得呈报政府，政府派专人下乡调查，认为实际需要的，准予向银行借贷，利息从轻，可以贷款买种子、肥料，也可以申请技术人员来指导，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

　　在河源只做了2年左右（1930-1931年）县长的张尔超，名留河源，被人传诵。他移风易俗，改善县城环境，做了不少实事。他曾建起观稼亭，亭周围原有许多庄稼，于是亭柱上题有应景对联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莫认园林供逸乐；生之者寡，食之者众，须知稼穑实艰难。”亦是将农业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亭上还有一副很有名的长联，为张尔超的秘书麦实甫所作，下联写到河源城中包括农业在内的百业兴旺情景：

　　游人萃各界，更有农区、苗圃、茧局、桑畦、舞台、艺院、书库、球场，诸般设备，乘娱乐之良辰，导以提倡文化，振兴实业，庶几社会恒将百度维新。

　　1936年罗思温的《调查报告：河源县调查报告书》中，考察河源的农业，颇有钦羡之意：“本县向为鱼米之区，以一邑所产，食一邑之人。岁且大登（丰收），可供三年之食；荒年歉岁，亦无饥馑……除供给本地粮食外，尚有盈余运销广州或梅属。”

　　（来源：河源日报 记者：凌丽）